英雄回家｜繁花依旧

人问柏拉图你懂吗？不懂。

也正因爲如此，楊東明的同善，固然也需要自我心性光明的境界體驗，但重點在力求從內在仁心的生發去推行博愛和參與扶危濟困的社會實踐。這一參贊工夫，實際上就是對人心之穀種的培育和弘揚。

當然，其間的差別，朱熹也要強調。理學之所以比傳統儒學的博愛論述更有普遍價值，正是建立在這一裏面仁性的基礎之上。從孝順父母到親民愛物，從仁體流行到天下一體，既是理論的推衍，也是楊東明召喚同善身體力行的寫照。宋代朱熹(1130-1200)認定天地之德爲理，陰陽之交，鬼神之會則均屬於氣，並將周敦頤(1017-1073)、張載(1020-1077)的五行和氣化說整合進來。他以爲： 《西銘》天地之塞，似亦著擴充字未得。

回顧儒學史上對善的普遍性的認識，漢唐儒學論性善或人性善惡，大都與上智下愚的智慧高低相聯繫，下愚遂與性惡捆綁在了一起。譬如一粒粟，生出爲苗。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中，冯友兰明确地表达了对熊十力及其新唯识论的哲学史定位。

其所谓智，虽与此土儒道不必同旨，要之，智皆就体上说，是固有的，是超知识的，则大概不相殊也。这些观念，可以使人的境界不同于自然、功利及道德诸境界。所谓辟，是不可物化的动势，具有刚健、开发、升进、昭明等德性，为运动翕、转化翕的力量，代表了本体的动向。(93)根据这种对文化的理解，贺麟对中西古今文化关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于生命心灵活动位于主观客观之现实事物之上，以由下而上处，说思想中之目的理想。(67)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2-13页。

这种觉解，通过人对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逐级提升、不断超越体现出来。他以真理为生活的指导，以生活为真理的寄托。他指出：新理学中底几个主要观念，不能使人有积极底知识，亦不能使人有驾驭实际底能力。(71)这就是说，冯友兰只看到本体的理想性，而没有看到本体的主体性。

他说：哲学，大别有两个路向：一个是知识的，一个是超知识的。(87)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页。于此三者只说其一，皆抽象之理性。(31)在他看来，程朱派所谓理是在物，意思是说：理仍纯在事物上，心能管统事物之理，而心犹不即是理也。

在他看来，正是在本体与现象的关系问题上，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存在着困境，这就是将本体与现象割裂开来、对峙起来，认为本体是根本的真实的存在，现象是非本质的非真实的存在，从而导致了世界的二重化，其结果是割裂了物与心、客体与主体、宇宙与人生、现实与理想，不能对宇宙人生作出正确的说明，使哲学陷入了类似宗教的偏见。借用今天的话说，他们是要对形上儒学作一种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

此心乃经验的统摄者，行为的主宰者，知识的组织者，价值的评判者。在这个心—理—心即理的哲学思想开展的螺旋上升运动中，心学路向既是其起点，又是其终点，但其间经过了理学路向的开展和对理学路向的扬弃，因而在终点的内容中又保留了理学路向的合理因素。

必说其全，方为具体之理性，亦即通主客、知行、通宇宙人生之全、或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之全之形上学的理性。正如冯契所说：‘新理学的真正贡献，在于它将逻辑分析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使得蕴藏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理性主义精神得到了发扬。有鉴于此，本文从探讨20世纪中国哲学中心与理的本体论意涵入手，在心学路向与理学路向的分歧与互动中，考察熊、冯、贺三体系对本体的主体性与本体的理想性的不同阐发以及所呈现的螺旋上升运动，以求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这些体系的建构思路、哲学内涵及其思想联系，并由此了解现代新儒学哲学家重建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内在逻辑。正是这样，他说：理既是心的本质，假如心而无理，即失其所以为心。早在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中，他就对陆王心学评价不高，以致受到贺麟的尖锐批评：对陆王学说太乏同情，斥之为形而下学，恐亦不甚平允。(57)冯友兰：《南渡集》，载《三松堂全集》第5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32页。

(15)熊十力：《尊闻录》，载《熊十力全集》第1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01页。(39)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97页。

(71)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3页。在他看来，他所主张建构的新玄学，既不是照搬自西方现代哲学，也不是回复到中国古代哲学，而应是东西合璧之玄学⑨。

但在哲学上不能如此看，因为承认了具体事物之理，就意味着理外在于心而心并非是理，必然限制了本体的主体性。中国则可以孟子、陆象山、王阳明为代表。

三、冯友兰：从理出发的新理学 继熊十力建立新唯识论之后，冯友兰建立了新理学，凸显了理的意义。这种明确的哲学与科学的划界，是熊十力反思科学与玄学论战所得出的结论，成为他建构新唯识论的前提。(38)由此来看，熊十力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受该系传统的影响，因而主张心学路向。(82)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页。

(51)冯友兰：《新原道》，载《三松堂全集》第5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59页。(83)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页。

第二，时空的主观性是指时空是属于主体方面的认识功能或理性原则，而非属于客观对象方面的性质或关系。正是这样，贺麟虽然主张心学路向，但却不贬抑理学路向。

人的文化是心灵的创造，是有觉解的文化。他晚年所著《明心篇》一书中，则有哲学的心理学与科学的心理学的区分，(17)更明确地表明所论之心是前者而非后者。

(73)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页。贺麟则主张心即理，把本体的主体性与本体的理想性结合起来。(25)熊十力：《新唯识论》(语体文本)，载《熊十力全集》第3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01页。从文化保守主义视域看，他们当然重视中国古代哲学的传统和资源，特别是从形上儒学最为成熟的宋明儒学中寻找思想源头和理论依据，接着这个源头和依据建构自己的形上儒学。

此派西洋哲学中比较缺乏，可以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及德国大诗人歌德及现代之怀特海为代表。只有既依照理，又依据气，才有实际存在的事物。

而哲学上的根本问题，就是本体与现象(18)。他说：余实悟、实信体用不二，故对于前哲以实体比拟全知全能之上帝者，皆不能赞同。

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他们则是现代形态中国哲学中的人文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力主发展现代形态中国哲学，推进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要知道在一定情况下怎么做我们应该做的事，王守仁说还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实际做法。